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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商报艺术焦点】中国水彩画大家——杨健健

花匠小妙招
2024-11-30 04:38

西安商报艺术焦点推荐人物：中国水彩画大家——杨健健

艺术简历

杨健健，女，1940年生。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西安美术学院教授，作品《蔷薇》》、《苏州河上》、《阳台上的丁香》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秋光》入编《中国美术全集·水粉卷》，《曲江踏春图》编入《中国美术全集·壁画卷》。1988年至2013年先后在美国伯克利、费城、底特律，荷兰埃因霍温及中国台北、台中、西安等地举办个人画展。1985年至1993年，先后为北京、上海、兰州、杭州、长沙、西安、佳木斯等地的公共建筑设计大型壁画50余幅。

生命与时间的浅酌吟咏——杨健健的户外花卉写生

文/甄巍

　　传统的西方静物写生画很少见到室外的近景花卉，若是花园写生，则多为中景和远景，更近于风景画范畴。英文的“静物”一词Still-life直接翻译过来就是“静止的生命”。这也许是莫奈笔下的荷花被称之为风景而非静物的原因。印象派之后也出现了对枝头花卉的特写式现场写生，如凡·高于巴黎期间所画的户外向日葵和晚期的野草，但感觉上也只是偶一为之，是室内静物花卉写生的无意延伸。然而，当一位训练有素的艺术家多年来孜孜不倦地坚持进行着这方面的实践，也许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了。欣赏著名画家杨健健老师的水粉静物写生，除了描绘桌上、窗边、瓶中花卉和瓜果静物的技巧精湛的绘画，那些现场对景完成的室外花卉写生总能带给我特别的美感享受。这些画运用的虽是源自西方的水粉色和造型方法，却让人感受到只有中国艺术家才具有的独特情怀。花在枝头，人在写生，这看似简单的创作选择，也许潜藏着特殊的艺术内涵。

中国古代的文人看到一种有生命的物体，比如春天的一朵桃花，常会由衷地发出一声对生命的感叹。感时伤怀的情绪似乎融进了中国古代文人画家和赏画者的心中。他们把一朵花并不仅仅看做一朵花，而是生命变化的象征，甚至是生命本身意义的答案。五代黄筌的《写生珍禽图》和北宋崔白的《双喜图》都是活的生命的写照，也充满了对诗的意境的想象。在画中，一只麻雀或一丛野草都是有感情的，有着鲜明的情感和心态，其姿态、表情与画面营造的意境、情境、心境是相通的。正如春夏秋冬四时之境对于中国古人的意义，在篱笆旁、树荫下享受春天的暖风，在雪天隔着冰封的小溪看枯树，其情其感都通过自然景物显现出来。中国传统绘画仿佛是一个可以前后、左右、上下不断活动着的时空，画家将自我灌注进这小小的花与鸟的身体。其中隐约可见中国传统绘画对于生命的理解与把握，这种意识也许是中国艺术重要的精神内涵之一。
　　

西方文化艺术所表露的对生命的理解似乎有所不同，从其精神的来源——基督教《圣经》中所叙述的人类的生长、繁衍过程和有关爱的表述可知，西方文化关注人的生命，却将物只当做物来看。在具体的绘画创作中，西方人对鸟兽花草并未与中国人一样拟人化和赋予过强的主体意识。西方画家也许会很专心、认真地去观察、分析、描绘自然界的花草静物，但似乎总是缺乏一种对生命本身的敬畏、亲近和感动。正如一幅经典的西方静物油画中可能会出现的那样：成束的鲜花，但花都是采下来的，面临着死亡的命运；画中的动物，比如一只兔子或一只锦鸡，常常是中了枪的打猎的收获，可怜地瘫在地上或挂在墙上。
　　

站在科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关于生命的了解尚处在初始阶段。然而艺术并不是科学。中国传统绘画对自然与生命的理解其实颇具启示意义。至少，在受到儒家、道家思想影响的许多中国人看来，人对于生命是要敬畏和钦佩的。不仅如此，正如中国养生哲学理论所显示的，中国文化的传统不仅是把自然当做人身体的延伸，也把自己当做自然中的一分子。相比较西方的绘画传统，对自然人格化的“活”的关注与向往成为中国画家创造力的源泉之一。浸染于中国文化的画家，可能较容易不孤立地看待一件自然事物，总会把它想象成与周围环境和生命经历紧密相连的有个性的生灵。
　　

在杨健健令人联想到写意趣味的《小白菊》、《雨中牡丹》和《雷雨将至》等画中，花卉仿佛化身成了具有人类情感的生灵，隐藏着或坚韧、或散淡的精神气质。可以看出，她的户外写生花卉并不是在刻意强调民族的或世界的，一切是自然而然产生。画家没有为了创新而回避所受西方美术教育中静物与风景的写实传统，也没有在材料和技法上发明新的效果，而是诚实地面对自己所得的传统和教育，无论中还是西，好的就是好的，喜欢的就是喜欢的。正是这种自信、冲和、淡定的创作心态使她的画中没有当下艺术界普遍弥漫着的戾气、怨气和火燥气。能够始终保持平和的心态，善待自身的学养与传统，认真而充满情感地观察与描绘自然，这也许是一位真正热爱绘画的艺术家的福气。
　　

她的画中主观想象的成分并不重，不像中国古代花鸟画家，喜欢将丰富的想象与细致的观察和体验综合在一起。这其中有对色彩写生和写实技巧方面要求的原因。对于一位坐在花朵面前写生的画家，手持毛笔勾一张线描稿然后回画室整理、创作，与支起画架、铺开调色板，现场完成一幅写生色彩作品的体验是截然不同的。源自印象派的外光色彩写生技法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和偶然性特征，需要画家快速捕捉色彩感受，发现微妙的视觉关系，并将色彩关系转换成塑造形体的语言。杨健健的画更加重视传达对客观物象的真实感受，谨慎、细致地处理自然界的微妙色彩变化和光影对比关系。除了季节和环境的提示，还可以感觉到具体的时间、天气和光线特点，体现出画家对写生的热爱。《校园里的虞美人》甚至现实主义地画上了一根花圃中的园丁用具。但这并不意味着杨健健的画风属于“模仿”自然或“祟拜”自然的写实一类，也不是要追求表现“视网膜真实”，更适合的表述也许是个人的性情与外界物象的“投契”。无论模仿、崇拜还是追求视网膜投影的真实，毕竟是画家自我与客观物象的隔绝性对话，主体和客体是分离的。而在杨健健的画中，也许是因为对所画对象的喜爱和了解达到了特殊的境界，作为主角的花与作者之间似乎更像是好友、亲眷或知己，或者说，在《深秋》、《黄玫瑰》等作品里，花朵与其说是画家观察的客观对象，毋宁说是相知多时的熟人。六七朵花的形象占据了画面的中心，相当于人在肖像画中的位置。画家的观察视角和距离也呈现出贴近与平等的特色。无怪乎这些作品既有真实感，又有偶然的戏剧性，仿佛是画家与花卉之间的一次偶遇，因彼此相知而吟诵出舒缓而隽永的散文或诗词。能够与花卉建立如此和谐的关系，这其中的奥秘恐怕与杨健健老师身为女性画家对花卉姿态、形态、神态的神秘而微妙的感觉天分有关了。
　　中国传统绘画重视画与人的融合。画家积极主动地将自己的人格与绘画艺术联系在一起，用笔、用墨、造型的技巧与创作者的心灵相统一，彼此促进，共同生长。杨健健的写生绘画技巧和色彩语言非常朴素、直接，水、透明色、粉色和笔触的运用少有过分的张扬，造型也很写实具体，既注意画面的节奏气韵松弛、流畅，又照顾到形象的严谨和内容的充实、耐看。画面中总有一种清新、舒爽的气息，这是技巧纯熟之后的洗练。孟子“充实之为美”表达的虽然是对人格品级的看法，却也可以转化为艺术审美中对美感的认知。
　　

在杨健健的画中，具体、充实呈现为美，是对现实与理想，实境、意境与情景的中和、从容而随性的把握，从侧面显示出艺术家的人格魅力。这种人格、精神的充实与色彩的表现结合，应该说拓展了中国传统艺术以“固有色”和“好看”为主线的绘画色彩观，加入了以色写意、以色表意的内容，丰富了传统的内涵。《兴国寺的早晨》和《黄玫瑰》作为外光花卉写生的代表，强调了光和色调在创造情绪意境方面的作用。这些花卉既有拟人的情态，营造出诗般的意境，却又不是形而上的，而是用具体的光、色、形打动着人们的感官。这一点很像唐代张鹧所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在感官与心灵之间求得平衡。也因这种难得的平衡微妙而富于韵味，不适合追求一张画的效果，而是在经年累月的重复中，在看似平淡的主题中，体味着经营绘画语言、表达人生历练的乐趣。针对当下普遍热衷于技巧和视觉模式创新，刻意追逐民族化和个性化语言符号的绘画风气，杨健健的户外写生花卉也许还具有这样的启发意义：无论使用的工具材料、技巧传统、表现的主题是怎样的，对于真正具有中国画家气质的艺术家们，拥有诗性易感的心灵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