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人以花会友，鲜花消费市场已普及大众
宋代临安花卉的销路很好，已经出现了鲜花消费的市场，明代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记载：“杭州兰蕙，……率自闽广移来，非富贵之家，不能有也。自嘉靖以来，满城皆植，而市中亦有担荷而鬻之者，岂地气之迁易欤？”可见鲜花消费已经普及到大众，士人是其中一个主要的消费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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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作为精神类产品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同时又有许多实用功能，花卉具有新奇特性，又极其具有艺术观赏性，从盆景中可以以小见大，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是画境和意境相融合的艺术品。
二、花卉消费的种类：盆景与盆花
花卉自古以来就是文人雅士吟咏和品玩的对象，瓶花、庭院所种之花乃至盆景，盆景是士人生活中又一创造发明，在明正德《姑苏志》中就有对盆景下的定义：“虎丘人善于盆中植奇花异卉、盘松古梅，置之几案间，清雅可爱，谓之‘盆景’。”在士人看来，这是其清闲雅致生活的组成部分，士人一般情况下是花钱购买，有时也是友人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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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盆玩作为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文化消费，使得引领社会潮流的士人文化消费领域不断扩张。屠隆的《考槃余事》中盆玩专门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盆景，以几案可置者为佳，其次则列之庭榭中物也。最古雅者，如天目之松”，盆玩小到以盆装天下，从小处窥到美与自然的存在，可放在几案上供设盆景，也可在庭畔阶砌上列一些杂卉，花卉的种类多种多样，江南地区的花木栽培可谓一片盛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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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花又叫作插花，也是供士人赏玩品鉴的“清玩”，《考槃余事》中记载：“堂供，必高瓶大枝，方快人意。若山斋充玩，瓶宜短小，花宜痩巧，最忌繁杂如缚，又忌花瘦于瓶，须各具意态，得画家写生折枝之妙，方有天趣”，瓶花在明代已经成为一种相当专门的艺术，可以美化生活，对花瓶、花乃至插装的技巧都有一定的讲究。
高濂《遵生八笺》的《高子盆景说》对天目松盆景、石梅盆景、水竹盆景、桧柏盆景、虎刺丛林盆景、美人蕉盆栽、石菖蒲以及盆景的用盆等进行了记述。
其中一节记载了：“盆景之尚天下，有五地最盛，南都、苏淞二郡，浙之杭州，福之浦城，人多爱之，论值以钱万计，则其好可知”，明代末期，盆景在南京、苏州、松江、杭州以及福建的浦城最为流行。
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对当时盆景的植物种类进行了如下记述：几案所供盆景，旧惟虎剌一二品而已。近来花园子自吴中运至，品目益多。虎刺外，有天目松、璎珞松、海棠、碧桃、黄杨、石竹、潇湘竹、水冬青、水仙、小芭蕉、枸杞、银杏、梅华之属，务取其根干老而枝叶有画意者，更以古瓷盆、佳石安置之，其价高者，一盆可数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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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景有许多讲究，南京几案上原本只有刺虎等一两品，后来花园子即古代种花的园丁从吴中运来很多盆景的品种，种类繁多，这说明了当时苏州花市的规模比南京要大，鲜花市场的消费能力还是很旺盛的。随着交通日渐便利，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在江南各地出现了不同规模的花市。
三、江南花市的分布
明代中晚期花卉品种丰富，市场花卉买卖频繁，城市是各阶层消费者的聚集地，尤其是具有消费能力的士人、商人、地主、手工业者的聚集地，因此城市是花卉的消费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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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明的花市地点除了生产地区以外，大多是在城市，其中尤其是苏州最为出名，一年四季鲜花不断，买卖兴隆。顾禄的《桐桥倚棹录》中记载：“其有来自南路者，多售于北客，有来自北省者，多售于南人。惟必经虎丘花农一番培植，而后捆载往来。凡出入俱由店主。若春夏兰蕙、台湾水仙，另有专店。”
苏州的虎丘是南北花商的聚集地，经过虎丘花农加工后的鲜花成品大受欢迎，花商竞相购买，苏州成为江南乃至全国鲜花盆景的销售中心。苏州花市鲜花盆景的商品化最早，主要集中在虎丘地区，“春日卖百花，更晨代变，五色鲜秾，照映市中。折枝者，女子于帘下投钱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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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记载就是明代正德年间苏州虎丘山塘鲜花盆景销售的场面，到了晚明时期，虎丘花市的销售量更庞大，蔚为大观，文震亨在《长物志》中提到了虎丘的花市，“玫瑰，一名‘徘徊花’，以结为香囊，芬氲不绝，然实非幽人所宜佩。嫩条丛刺，不甚雅观，花色亦微俗，宜充食品，不宜簪带。吴中有以亩计者，花时获利甚伙”，玫瑰自古以来的需求量就很大，既能观赏，又可作为香袋佩带在身上或系于帐中，还可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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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的花农种植玫瑰“以亩计”，可见销售量很大，获利很多。茉莉、素馨和夜合等花在夏天的销售量也很大，“夏夜最宜多置，……故花市初夏最盛。培养得法，亦能隔岁发花，第枝叶非几案物，不若夜合，可供瓶玩”，初夏之时千艘聚集在虎丘贩卖鲜花，场面让人叹为观止。
杭州的花市大抵承接了南宋时期以来的消费习惯，南宋时临安马塍路的花卉销路就很好，人们常说“十里马塍花四海”、“一塍花草碧芊芊”，对这个地方充满了诗意的想象。杭州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就提到了马塍的花卉种植：“又有钱塘门外溜水桥东西马塍诸圃，皆植怪松异桧、四时奇花，精巧案儿多为龙蟠凤舞、飞禽走兽之状，每日市于都城，好事者多买之”，在南宋时期，花农将鲜花与其他观赏植物组合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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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代，这个适宜种花卉的地方仍然是花农聚集、种养花木之地，且种类繁多，“山茶，马塍之间多有之，有红白二种”，《味水轩日记》中李日华也提到马塍的花之出名，“过冯生，偶阅案头书，知西湖旁有西马塍，栽花千种，为张伯雨隐处。其称西者，以别于松陵之马塍也。”
花朝节由来已久，人们在花朝节时游览结伴赏花，《熙朝乐事》中记载了花朝节时马塍花农卖花的景象：“其时，马塍园丁，竞以名花荷担叫鬻，音中律吕。黄子常《卖花声》词云：‘人过天街晓色，担头红紫。满筠筐，浮花浪蕊。画楼睡醒，正眼横秋水。听新腔，一回催起……’”满家巷这个地方是杭州的特色花市，这个村子的人都以卖桂花为职业，畅销省内外，可见杭州鲜花盆景的消费量规模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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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花卉长途贩运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明万历时苏州才子王稚登曾作过一首诗：“章江茉莉贡江兰，夹竹桃花不耐寒。三种尽非吴地有，一年一度买来看。”
这说明当本地的鲜花不能满足需求时，必须从外地购进，杭州鲜花市场上的牡丹主要来自附近西部的昌化、富阳地区，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记载了南京的牡丹来自江苏和安徽，芍药来自扬州。
“牡丹、芍药与菊，此土多有之，顾多产自它郡邑。闻嘉靖以前，牡丹与菊之种仅五六品，近来品类始多。牡丹从江阴或亳州或陕中致之，芍药自扬州载而至。若菊，自卢苑马《东篱品汇录》成，搜求异种，不惮遐远，故所纪隃百余种，而菊之事为最侈矣。”牡丹与菊花的品种增多，说明销售甚火，且不顾路途遥远搜寻名花，可见特色花卉来源甚广。
四、士人对花卉的赏玩与购买
士人以花会友，并且爱花，流传于世的咏花诗不在少数，“水仙一花，予之命也。一季缺予一花，是夺予一季之命也。”李渔将花比为自己的生命，对花的钟爱非同一般，他把家安在金陵，是因为金陵是水仙之乡，即使穷困潦倒，也“家人不能止，听予质簪珥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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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名士高濂提出“草木三品说”，即将幽兰、建兰、蕙兰等数种花卉定为上乘高品，将百合花、五色戎葵、白鸡冠等数种花卉评为中乘妙品，将金丝桃、鼓子花等数种列为下乘具品。以上种种，皆造物化机，撩人春色，分布寰宇。古人吟诗以咏花，无花不欢，“高子曰：欧阳公示谢道人种花诗云：‘深红浅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赏，莫教一日不花开。’”
结语
总的来说，明代中后期的文人颇多闲情逸致，“玩”盆景便是其中之一。而赏花是他们的雅趣之一，并且他们有自己的赏花理念，“盛颐玉来，云白苎庄后圃，有梅大如拱柱者，蓓蕾千余馀，邀余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