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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琴奏舞曲——张爱玲的现代性

花匠小妙招
2025-01-16 22:18

  关于“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后现代”的定义很多，关于中国目下的“现代”程度以及是否有谈论“后现代”之必要的争论也很多，而那些争论也不过了拾了国外纷繁复杂的定义之一来套中国现状，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是五花八门。
        追溯词源，“现代性”原本是属于文化与审美层面的，波德莱尔说：“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它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则是永恒与不变。”单从这个定义来说，现代性指文化艺术里一种时间意识，一种有着审美导向的时间意识。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言论中，“现代”也主要意味着一种时间意识，但这里加入了价值判断的成分，而且带有未来导向的倾向，这种价值体现着新的社会形态依时间的推进取代旧的形态，“现代”不单单是短暂和偶然，而是一种有关当下与未来的必然。
在张爱玲作品里寻找现代意识，不是难事。如《自己的文章》：“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这几乎可以说是“现代性”之祛魅特征的明证，而张爱玲散文里所流露的对日常审美的肯定，也可以作为她“现代性”的佐证。
         然而，张爱玲的时间意识及其在作品中的表现比起同时代作家显得更为关注“短暂”与“永恒”之联系和对比，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张爱玲是更为“现代”的，至少在波德莱尔的“现代”层面上如此。
         拿其成名作《倾城之恋》为例，开头即是一段这样的文字：“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节省天光”代表着一种现代的价值观，与过去的悠闲雍容是不同的，在上海这座新旧夹杂的城市里，白公馆是守旧的那一类，白流苏又是这守旧一类里一个现代的异类，她不仅利用法律与殴打她的丈夫离了婚，在娘家人的冷嘲热讽下拒不回夫家守节，而且，她还会跳现代舞，抢了妹子的相亲对象。
张爱玲是善于以物写人的，“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珐琅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离着纸老远。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白公馆有这么一点像神仙的洞府：这里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为每天都是一样的单调与无聊。流苏交叉着胳膊，抱住她自己的颈项。七八年一眨眼就过去了。你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这里，青春是不希罕的。他们有的是青春——孩子一个个的被生出来，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这一代便被吸到朱红洒金的辉煌的背景里去，一点一点的淡金便是从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在白公馆里，时间的象征——钟，停了多年，一天与另外一天没有区别，连新生的孩子也不过是老人的重复，只能给辉煌的背景添一点淡金。在这永久的停滞里，人的价值与自主性降到了最低，连同白流苏这个异类也不能幸免，竟在这环境里消磨了七八年，且是“一眨眼就过去了”。倘若不是这里再容不下她，白流苏也就这么过下去了，终有一天也成了那一点淡金。这里就有着“永恒”与“短暂”对比同一，永恒的是生命与青春——孩子一个个地被生出来，短暂的是个体生命与青春——白流苏消耗了的七八年和她那“添一点淡金”的一生。
一旦意识到这一点，白流苏就决意要逃离这里了。“她对着镜子这一表演，那胡琴听上去便不是胡琴，而是笙箫琴瑟奏着幽沉的庙堂舞曲。”“外面的胡琴继续拉下去，可是胡琴诉说的是一些辽远的忠孝节义的故事，不与她相干了。”从这“跟不上生命的胡琴”的白公馆，从那新旧参半的上海，白流苏逃到了香港——一个比上海更现代的城市，投向了一个现代人——范柳原，而这时白流苏唯一有用的武器竟是她的传统，她是传统的中国女人，按照范柳原的话来说，“真正的中国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永远不会过了时”，而白流苏在他眼里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道地的中国人”。
白流苏与范柳原这两个“太忙着谈恋爱”的人其实从一开始就急于接近对方，却偏偏不能如意。他们的文化背景不同，白流苏生长在白公馆这样一个守旧的家庭，三从四德的教育对她未必有效，可中国人古老的“实用理性”她却不可能不继承；范柳原虽是中国人，却在英国长大，他所受的是英国式教育，其思维方式与白流苏自然不尽相同。他们的目的不同，一个是在现实经济层面上，就如小说前三分之一篇幅所介绍的那样，白流苏在娘家已经住不下去了，而且，她不能再生活在那个时间凝滞的环境里；一个是在心理精神层面上，范柳原自己说的：“我就是这样，我回中国来的时候，已经二十四了。关于我的家乡，我做了好些梦。你可以想像到我是多么的失望。我受不了这个打击，不由自主的就往下溜。”白流苏是“赌赢了，她可以得到家人虎视眈耽的目的物范柳原，出净她胸中这一口气”；范柳原是“我自己也不懂得我自己──可是我要你懂得我！我要你懂得我！”他们不约而同地将两人的关系——对白而言是婚姻，对范而言是恋爱——视为各自危机的救赎，流苏是没把握地赌一赌，而柳原则是“心里早已绝望了”。如果说这“恋爱”是胡琴奏舞曲，那么白流苏听到的是胡琴声，而范柳原留意的是奏出来那跳舞的曲调，然而为着各自的原因，白流苏向往的是舞曲，而范柳原要的却是胡琴。
他们第一次与时间有关的谈话发生在“最顽固的跳舞场”香港饭店，跳舞场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本来是很现代的场所，而这“最顽固”的现代场所是对于范柳原而言的，“建筑、灯光、布置、乐队，都是老英国式，四五十年前顶时髦的玩意儿，现在可不够刺激了”，他感兴趣的偏偏是“怪模怪样的西崽，大热的天，仿着北方人穿着扎脚”，而这又是流苏所不理解的“中国情调”。紧接着，在香港饭店便发生了他们关于“洋派”和“过时”的对话。范柳原对白流苏说：“你说新派，大约就是指的洋派。我的确不能算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直到最近几年才渐渐的中国化起来。可是你知道，中国化的外国人，顽固起来，比任何老秀才都要顽固。”一个在“现代”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人，在遭遇了传统之后，竟比在传统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人更爱好它，张爱玲的这一发现不能不说是慧眼独具的，时至今日不是还有人迷恋传统之美吗？然而，范柳原对传统的爱好却是叶公好龙式的，若他真想寻找一个“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七妹宝络是比白流苏更好的选择。范柳原对于白流苏的发生兴趣，我们大约可以在张爱玲另外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里找到答案。混血美女周吉婕说：“我自己也是杂种人，我就吃了这个苦。你看，我们的可能的对象全是些杂种的男孩子。中国人不行，因为我们受的外国式的教育，跟纯粹的中国人搅不来。外国人也不行！这儿的白种人哪一个不是种族观念极深的？就使他本人肯了，他们的社会也不答应。谁娶了东方人，这一辈子的事业就完了。”范柳原虽不是混血儿，却也是东方人的外形西方人的思想，融不入西方社会，也得不到中国人的完全承认。所以，能理解他的，也只能是同样新旧夹杂的人，而白流苏正是这样一个人。言归正传，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中，呼喊着前进的人们大约很难注意自己深恶痛绝的“传统”也有其精华和美好之处，白流苏便着这样唯恐弃之不及的：“还是那样的好，初次瞧见，再坏些，再脏些，是你外面的人，你外面的东西。你若是混在那里头长大了，你怎么分得清，哪一部份是他们，哪一部份是你自己？”无论是白流苏对“新派”的认识，还是范柳原对“传统”的认识，都是一个误会，所以他们无法理解对方，也无法在一个层面上对话，只有不停的猜测，不停地算计。
如果说他们第一次对话是无法达成共识的话，那么第二次有关时间的谈话则是根本不入巷。在那堵象征着时间的墙下，他们互相倾吐要逃离各自所处的文明的心声，然而却无法互相理解，因为对方所要逃离的都是自己想要到达的。“她安慰着他，然而她不由得想到了她自己的月光中的脸，那娇脆的轮廓，眉与眼，美得不近情理，美得渺茫，她缓缓垂下头去。”他一个劲儿地要求她懂得他，而她偏偏不由得移转了心思。他们“忙着恋爱”，却都只将注意力停留在自己身上，没有了解对方的欲望，恋爱（或结婚）在他们看来不是精神的平等交流，而是彼此无望的救赎。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经里这句诗讲的是一个将军在出征前对妻子说，无论生死离别我们说定了白头偕老。这约定的誓言被范柳原改成了“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意味就大为不同了，范柳原想说的是生死离别是大事，即便“与子相悦”，也无法为自己的未来做主。而白流苏立即就将范柳原的意思理解为了他不想娶她却想得到她，故而编出了这一套话语。范柳原与白流苏的矛盾就在这一瞬间达到了顶点，中国式的实用理性无法理解西方人对自由、灵魂的向往，他们互相指责，皆以为对方比自己自由。在范柳原看来，白流苏原有爱他与不爱他的自由，而她却不爱他；在白流苏看来，范柳原有娶她的自由，而他却不娶她。她向他索取婚姻，他向她索取爱，却都不肯付出自己，他们气恼对方的自私和精明，却也悲伤哽咽，如在梦里一样。
白流苏逃离了“永恒”的白公馆，她只要她这短暂的瞬间的一生，而范柳原则体验了太多的短暂易逝，他关心那不可把捉的“永恒”。及至白流苏做了范柳原的情妇，逃离了上海白公馆那凝滞的空间，“管得住她自己不发疯么？楼上品字式的三间屋，楼下品字式的三间屋，全是堂堂地点着灯。新打了蜡的地板，照得雪亮。没有人影儿。一间又一间，呼喊着的空虚……”当她体会到了范柳原的自由时，却也品尝到了他的寂寞；当她不再感到拥挤和逼仄时，随之而来的却是空虚。
他们之间最终达成谅解是在战争一夜间炸毁了所有的文明之后，“别的她不知道，在这一刹那，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不管是她的传统还是他的现代，在炮火和饥饿下都通通褪去，剩下的只是她和他本身，她的焦虑、他的空虚，一瞬间都显得无足轻重，“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他们结了婚，故事的发展和转折如此戏剧性，然而这本来就是“传奇”，“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
张爱玲只用“传奇”二字来解释她叙述不清的故事，也许，她究竟也说不清传统和现代、永恒与短暂，她花了大量的篇幅来写白流苏的美，对范柳原却只有“粗枝大叶的，也有他的一种风度”区区几个字，她给白流苏一个圆满的收场，却不提范柳原那“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梦。她说：“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
弗里斯在对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的研究中强调：“他们关注的核心在于，对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的独特体验是短暂的、易逝的、偶然的和任意的。”张爱玲未必如当下的人一样清楚传统与现代，更不要谈明晰的界定，然而在两个人的恋爱里，在这一段传奇里，她透露了对那个时代的领悟——“短暂”与“永恒”之关系、中西价值观念之冲突、因果关系之不可理喻，这就是她的现代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