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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绘画史中女性艺术家与花的双重身份

花匠小妙招
2024-09-17 08:50

西方绘画史中女性艺术家与花的双重身份

来源：中国论文网作者：唐明时间：2015-05-13

西方中世纪文化中，女性是无骨而生，这样的宗教思想，反映在社会现实中，女性是附属于男性的。女性的存在是缺失的，他们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社会角色是被给予的，被构造的。作为女性的艺术家，她们被排斥在主流艺术之外，不能进行以人体为主的宗教历史题材绘画，所以在以人体画为主的意大利。女性艺术家的声音几乎微乎其微，但是在荷兰这种情况有所不同，中产阶级的兴起和加尔文教的改革，使荷兰的花卉画、静物画、风俗画和风景画开始繁荣。因此对于不能进行人体课训练的女性艺术家而言。严格专业化的消解，使一批以花卉为题材的女性艺术家获得成功。然而艺术史上却为女性艺术家找到了更为匹配的诠释。女性艺术家在花卉画的成就正好迎合了男权社会下对女性的观玩态度，女性艺术家被看作是用身体在作画，女性艺术家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化的过程中，被传授被驯化为“花”的气质即被欣赏的、温柔的，并且是柔弱的，女性艺术家与花的双重身份被诠释。

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中有强烈的厌恶女性的观念，认为男性生来就比女性高贵。《创世纪》上有这样一段述说，“耶和华上帝让他沉睡。他就沉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根肋骨，又把它与血肉结合。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并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文艺复兴的呼唤，使禁锢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下的人们得以解放，使人重新获得了自由与尊严。但是人文主义在重新发现人的自由和尊严时，这个“人”，只是男人，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地位并没有随文艺复兴的发展而提高，女性身上仍然披着男性审视与偏见的目光。在艺术中女性的自由和权利并没有比中世纪提高，由于这时期的艺术分类已彻底把艺术与工艺相区别开来，使原本女性在中世纪可以参与的艺术门类在文艺复兴之后便被排挤出去，比如绘画、雕塑、建筑等领域，所以从这点来看，历史在进步，女性的地位以及女性艺术家的处境却越发困难。

西方传统的绘画中，以表现人物为主，把人物放在以宗教历史为中心的题材下，进行人体行为的重构，以此来形成一种道德教化的描述。故而这种绘画表现体系就要求艺术家进行长期的人体课训练，由此来获得扎实的人体写生基础，这样的绘画要求其实只是对男性艺术家而言，因为女性艺术家是被禁止使用裸体模特儿的，更不允许她们参加美术学院的人体训练课。所以在以裸体画为主的意大利，女性艺术家的声音几乎微乎其微，但是在荷兰这种情况却有所不同，中产阶级的兴起和加尔文教的改革，使荷兰的花卉画、静物画、风俗画和风景画开始繁荣。因此对于不能进行人体课训练的女性艺术家而言，严格专业化的消解，使一批以花卉为题材的女性艺术家获得成功。

克拉拉·彼得斯生于安特卫普，关于她的出生和早期教育几乎没有记录，她在很晚的时候才结婚，所以她一生的画作相对较多。克拉拉·彼得斯的花卉并不是纯花卉，往往与其他静物放在一起，综合了不同质感的物品，如：花卉、水果、玻璃杯、贝壳、龙虾、金币等等。她把花卉表现的很柔美，把金币等一些金属制品表现的很坚实，在画面组织上，克拉拉·彼得斯喜欢画一些延伸出桌子的东西，而且利用物体的反射画出自己的小型画像，并且是多个出现。

克拉拉·彼得斯主要的贡献在于，宴会或早餐作品的构图手法；在黑色背景的衬托下，精巧的呈现出花卉、核桃、面包卷，以及白铁盘和上釉的陶盘。这种风格被视为17世纪花卉静物画的经典之作，也鼓动了17世纪后期花卉静物画的广泛发展。17世纪居于欧洲领先地位的荷兰花卉园艺学研究，使荷兰花卉画呈现出更为繁荣的发展状态使之成为一种独立的范畴。这时期花卉画家很少直接写生于自然，多为依赖草图和植物学图鉴来进行作画。

罗伊斯生于1664年，是阿姆斯特丹的解剖学及植物学教授佛里德瑞克·罗伊斯的女儿，由于父亲收藏了大量的矿物和动物标本以及一些稀有的蛇类，使她在很早的时候就对大自然的神秘产生了好奇与喜爱。十五岁时她便开始习画，并得到当时著名花卉画家艾斯特的赞赏与指点，从艾斯特那里她学会了复杂的构图手法一一不均衡螺旋形构图法，并使这种手法发展成为自己的拿手绝技。荷兰花卉画家除了克拉拉·彼得斯和罗伊斯，还有梅里安、奥斯塔维克等等，她们的地位和成就鼓舞了很多荷兰女性，让女性对成为画家助长了信心和动力，18世纪的时候很多女性画家就进入了德国宫廷成为宫廷画师。她们在女性之间散播花卉的芬芳，成为荷兰的女性艺术家的开拓者。

女性艺术家在不能进行人体创作的情况下，进行花卉和静物画的创作，并取得了成就，然而艺术史上却为女性艺术家找到了更为匹配的诠释，文艺复兴作家薄伽丘在他的《圣克莱尔女性气质》一书中收集了一百零四个真实的和神话中的女性传记，其中就记载了四位古代女性画家。当他在谈论女性艺术家时这样说到“这些人的成就是值得称颂的，因为女性的智力不擅长艺术，这样的事情没有相当出色的能力是无法完成的，而女性往往就是缺乏这种能力。”女性艺术家就是在这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偏见下挣扎与前行。1707年，莱瑞特在他的花卉论文中这样说到：“它(花卉)比其他的艺术种类更值得注意，没有一样绘画比它更女性或者更适合女性。”

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女性本是无骨而生，几千年来这种传统的宗教文化为人们提供着道德和思想的指导方针，在这样的社会关照下，女性的存在是缺失的，这正与无骨之态娇媚之花形成呼应，因为她们有着共同的“生理特点”。在西方传统绘画史中作为女性的艺术家，她们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社会角色是被给予的、被构造的，她们没有选择，只有服从，她们不能在主流艺术中施展拳脚，这跟他们娇柔的身体大相径庭，她们被安排在花前对镜抒情，与花她们有着共同的“心理特点”。西方传统绘画史中的女性艺术家在花卉画的成就正好迎合了男权社会下对女性的观玩态度，女性艺术家被看作是用身体在作画，女性艺术家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化的过程中，被传授被驯化为“花”的气质即被欣赏的、温柔的，并且是柔弱的，女性艺术家与花的双重身份被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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