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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神女儿们的爱与哀愁——植物学中女性主义的局限

花匠小妙招
2024-10-30 23:47

“两位骑士，在你充满芳香的祭坛前，弯腰躬身亲爱的梅丽莎！两位侍者在一旁拱手站立。”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而在仅一峡之隔的英国，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 Darwin）正于同年匿名发表了那惊世骇俗的诗歌《植物之爱》。这部诗集借“植物缪斯”之声，展示了以林奈系统分类的各种示例植物，同时展现了传统的性政治，他天马行空的行文中充斥着直白大胆的性描写。七年后，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他的厌恶：“我对达尔文的诗绝对感到恶心”，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达尔文至少“积累并应用了我们语言中所有铿锵与瑰丽的词句。”（J. E. Browne, “Botany for Gentlemen: Erasmus Darwin and ‘The Loves of the Plants’,” Isis, Vol. 80, No.4, 1989, p. 604）彼时，瑞典博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eaus）那套以人格化、性别化、色情化为显要特征的植物分类系统理论，自18世纪60年代被译介到英国以来，便一直争议不断。除了从拉丁文到英文的术语翻译问题，另一核心争议点便是关于如何呈现林奈关于植物的性理论。而这一问题，直至“林奈时代”式微乃至终结，都将一直如幽灵般困扰着无数将林奈植物学作为“文雅爱好”的女士以及作为一项经济来源的女作家们。譬如，1804年出版的《博物学入门：对话和诗歌选集》里的压轴诗《花神弗洛拉》，便是夏洛特•史密斯参考达尔文的《植物园》后为女孩改写的“洁版”。而亨丽埃塔•莫里亚蒂则于1806年出版的《欢乐花园》的序言里明确地表示了她的态度：“这种东西只适合生理学家，对懵懂无知的青少年来说却是危险的……我尽可能不使用伟大的林奈先生的方法……我也从未提到喜欢幻想的达尔文博士”。事实上，在“谈性色变”、崇尚道德规诫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就连莎士比亚这样的巨擘也未能幸免被删改的命运。就在《欢乐花园》出版后的次年，由Harriet Bowdler删定的“洁版”Family Shakespeare将以匿名的形式出版，而由其兄长Thomas Bowdler编纂的10卷本“洁版”则于1818年面世。不难想到，在那场“洁版”VS“原版”的论辩里，达尔文所代表的“原版”派并不占优势，而对抗阵营里，同为伯明翰月光社成员的威廉•威瑟灵（William Withering）所编写的介绍林奈植物学的《大不列颠本土植物大全》，却在当时享有盛名，“至少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一直是英国植物学的标准教材”。如我们所见，哪怕达尔文本人，这位在当时不可不谓之进步或曰先锋的绅士，也难以摆脱男性视角支配下的性幻想的桎梏。事实上，达尔文的《植物之爱》中大胆前卫的性暗示，以及林奈植物学中以泾渭分明的性别边界作为理论基础的性别建构，其引起的广泛讨论与争议，实则体现了18世纪文化里普遍的性别焦虑。而身处其中的植物学女性，在面临“性”话题的困境时，这个问题便变得尤为棘手。如前所述，她们大多选择了主流思想所认可的更温和的“洁版”路线，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矛盾。一面是依然保守的整体社会氛围与性别意识形态，一面是对女性来说越来越多（但依然受限于主题和体裁）的写作机遇，那些热忱、坚定且睿智的花神的女儿们，牢牢地抓住了命运的契机，以笔为剑，一路披荆斩棘，开拓出一条独属于女植物学家的道路——她们在傲慢而严苛的文化仲裁者们对女性角色的定位标准之下，找到了表达自己观点的策略。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一种“亲切的文体”逐渐兴起并日益固化为一种女性科普写作的范式。这种文体的流行与背后的被重构的母性意识形态密不可分，女性超越生育角色，“理性母亲”的角色作为教育、母职、女性气质三位一体的理想模式被认可和鼓励。在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优秀的女植物学家，女性在植物学文化中深耕细作，留下了自己光辉的印记。

然而，在这繁荣的表象下，潜流暗涌从未真正离开。女性植物学家——这个措辞本身就带有偏见，是否存在男性植物学家——在植物学领域的表现，亦不过是沙上建塔，充满了不确定性与被动性。植物学理论中的性问题，只不过是她们要面对的众多挑战的冰山一角。法国史学巨擘布罗代尔曾提出，事件的的历史是表面的骚动，就像潮掀起的波浪，短暂、急促、紧张不安的波动，真正的、更重要的潜流不是这些事件，而是海底的结构。同样，女性在植物学文化中展现的异彩，也不过是海面表层的小股波浪，或因一阵风，或因一艘渡轮，既是短暂的，更反映不了真正的文化结构。关于两性天然差异的偏见，关于对女性涉足文化、公共领域之能力的质疑，以及认为破坏那种符合自然性的两性关系会颠覆社会秩序的焦虑，依旧主导着两性问题的文化表象，并从根本上造成了女性身份的附属性与脆弱性。作为被凝视、被规训的“第二性别”，她们成为“科学侍女”的自由与殊荣永远不真正属于自己。事实上，随着植物学逐渐走向现代科学，女性作家和文化参与者的身份与地位便马上开始遭受质疑。尤其是对于那些渴望在公共视野中享有更多声誉、被核心植物学圈认同与接纳的女植物学家来说，非议、孤立、排挤才是更能概括其事业的核心词。对那些女植物学家来说，越是积极进取，所遭受的阻力便也越深，来自男性权威的傲慢与偏见则越是顽固。或许，植物学文化圈这种倾向从玛丽亚•杰克逊的例子可窥一斑。这位被达尔文称赞为“精通植物学”的高产女作家一直活跃于地方上启蒙文化圈，她勤勉好学、学识渊博，是当时科普作家的典型代表。她的第一部作品《霍尔滕西娅与四个孩子的对话》得到了达尔文与布鲁克•布思比爵士两位精英圈人士的联合推荐，达尔文甚至将它作为教材推荐给一所进步的女子寄宿学校。然而遗憾的是，尽管杰克逊比那些前辈女性科普作家更精通植物学，但她并不及那些前辈们受欢迎。她在1804年所著的第二本书中用散文形式取代了第一本书中的家庭对话，但依然并未引起太大的反响。此后她一直小心翼翼地调整着自己步伐的方向，逐步转向了植物生理学和植物知识的园艺应用。作为一个将植物学写作作为事业的职业女作家，她在作品里时时显露出措辞上的审慎妥协与态度上的迂回调和，她在书中隐藏起自己的政治倾向，反复强调自己对于男女性别差异与社会分工二分的认同，甚至在书中借人物之口写下“她们要避免在公共场合炫耀知识”之类的话语。她那与其才华并不相称的过分谦卑与谨慎，或许正反映出世纪之交的女作家们，同时作为知识女性与大家闺秀的身份焦虑。性别意识形态与社会规约无所不在，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高悬，女性在智识活动中享有的自由与权利依然十分有限且不稳定，关于“行为得体”的说辞限制了她们仅有的自我表述。然而，并不是每个女性作家都能幸运地得到如达尔文这样在学术圈举足轻重的人物的青眼相看，与杰克逊同时期的阿格尼丝•伊比森的遭遇或许更能说明精英圈对于性别的偏见与排斥。作为一位实验主义者，她追求精确严谨而非优雅，在研究中广泛使用新兴的显微镜和解剖方法。她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理论写成论文向杂志投稿，并在植物学家约翰•博思托克的推荐下，满怀期待地将自己的“植物学”寄给了当时的权威——林奈学会创始人兼主席詹姆斯•史密斯，然而她的念念不忘并没有得到所期待的回响。在公共的植物学文化圈子里，她始终都不过是一个局外人。终其一生，她也没有被植物学研究共同体接纳——那是她理应拥有、却一生都求而不得的东西。而另一位同时期的女性作家伊丽莎白•肯特在晚年的凄惨遭遇——作为曾经在伦敦出版与文学圈都小有名气的植物学作者，等待她的却是越来越枯竭的发表机会，以及寄人篱下、捉襟见肘、鹑衣百结的困顿生活——则赤裸裸地展现了横亘于世纪之交的女性植物学作家面前的另一更现实的困境：对她们来说，仅凭写作谋生依然是一种奢望。对18世纪晚期—19世纪早期女性文学创作有所了解的人，一定会认为这种现象非常匪夷所思。诚然，18世纪的女性文学作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为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文学高度发展提供了榜样。若只是观察18世纪末相比于中期女性文学作品出版量占总出版量逐渐上升的比例数据（从40%增至2/3），会很容易对女性植物学作家的处境作出过于乐观的估计——但这毫无疑问是片面且不审慎的。首先，把文学创作当作业余爱好或者经济来源之一，并不等同于全职文学创作。尽管有许多女性怀着热忱投身于创作，事实上也出现了诸如福音派作家汉娜•莫尔这类成功的例子——她凭借所谓的《廉价知识全书》以及道德说教类手册及小说名利双收——但这样的例子终究是凤毛麟角（值得一提的是，她本人长袖善舞、善于阿谀奉承的个性或许也是她在男性主导的名流圈游刃有余的重要助力，而这当然并不具有太多普适性）。对于大多数女性作家而言，生存空间或许并不如表面上广阔。而一些男性作家对于文学女性（或曰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女性）明确表现出的反感与排斥并不少见。譬如那个写出了最“美”亦最“真”的诗章的天才诗人约翰•济慈，就曾在1817年的一封信里，用“把文学的残羹冷炙当成点心或者午餐吃下去”、“自以为是诗歌世界里的萨福”、等极尽尖酸刻薄的言语的利刃，朝向了那些“一无是处却自命不凡”的“女学究”。其次，植物学作为游离于科学与文学之间的特殊类别，与小说、戏剧、散文等“传统”文体不可轻易混同。在林奈时代的鼎盛期，的确诞生过许多优秀的女性植物学科普作家，被认可的母职与教育者的角色统一性是促成她们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到了19世纪30年代，伴随着林奈植物学示微，新的“更严谨、专业、科学化”的植物学兴起，女性开始逐渐丧失或曰被“夺回”植物学话语权。1828年，林奈学会主席詹姆斯•史密斯爵士辞世，同年，新一代掌门人——29岁的约翰•林德利成为刚成立两年的伦敦大学的首位植物学教授。这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早已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地向公众声明他的改革主义立场——林奈系统已经陈腐过时，新世界理应属于新生代。他立下鸿鹄之志，要大刀阔斧地“拯救”植物学于水火。而“拯救行动”的第一步，就是与“肤浅知识”、“女性技能”等“负面”标签进行解绑与割席。就这样，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植物学文化被逐渐“改造”成为“思维严谨的男性的职业”。女植物学家们在男性精英们咄咄逼人的威压下，几乎毫无悬念地节节败退，领地越来越逼仄狭隘。尽管文学化的植物学与具有教育意义的植物学依然对女性敞开大门，维多利亚早期的那些谨小慎微、时刻在各种“道德规训”下苟延残喘、寻求一丝生存机会的女作家们，相比起她们那些在林奈时代的前辈们，无论是胆识与魄力，还是专业知识，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不难发现，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植物学改革运动中，“去女性化”与“职业化”是同时进行的，它们被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这其实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逻辑——尽管在法国革命激进思想影响下，产生了类似《女权辩护》（沃斯通克拉夫特，1792）这类文本，但是依旧没有人认为，女性的先天特质适合于公共领域。事实上，就连汉娜•莫尔也持类似看法。这并不奇怪，因为女性被认为不适宜也不擅长在公共场合发声，在西方思想传统里，可谓于古有征。早在公元前4世纪初，古希腊“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就曾在《伊克里西阿》（Ecclesiazusae, Ἐκκλησιάζουσαι，又译《公民大会妇女》）里惟妙惟肖地向观众展示了“如果由女人管理国家”是多么滑稽可笑。而伯里克利对雅典的主妇们说过的话历经千年犹有余响：“珍惜你们本能的谦虚；把不成为公众谈论的对象，看作最高的荣誉”。或许反雅各宾派牧师与诗人理查德•波尔威尔对于女性的规劝更能反映当时的主流思想倾向：“质朴的脸红始终比自信的思想之光更有魅力。”而即便是达尔文这样开明的进步主义知识分子，也认为“女性应该具备温柔、矜持的品质，而不是张扬大胆的个性”。毫无疑问，因受18世纪末大陆思想影响而出现的痉挛式的短暂挣脱，反而进一步促成了社会陈旧思想的死灰复燃。要知道，沃斯通克拉夫特死后不久，波尔威尔就急不可耐地发表了《无性的女人》（The Unsex'd Females，1798），极尽恶意诽谤之能事。在这首诗里，他竟“别出心裁”地将笔和淫乱相提并论，借以谴责那些“厚颜无耻的女性”——此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想象力，哪怕是两百年后的读者如你我，谁又能不感叹一句“淫者见淫”呢？无独有偶，德文郡公爵夫人乔治安娜在1784年的威特敏斯特的选举中仓皇落败，她遭受到疯狂的人身攻击与荡妇羞辱，令她在1790年的下一届大选时，选择了畏缩与逃避，将自己隐匿于沉默与私人生活中。或许，招致攻击的并不是她的政治立场，而是她在公共领域发声这个令人焦灼难安的事实。而1832年通过的《改革法案》明令禁止妇女参与投票，这本身就体现了某种悖论——即便没有被正式禁止，妇女也没有投票权。这看似“多此一举”的规定，恰恰证明了妇女日益增长的扩大活动领域的热情与渴望，也证明了男权社会把妇女驱逐出公共生活之外的决心与傲慢。还需要等待一个多世纪，女性才能摆脱禁锢于私人领域的命运。而在植物学文化女性史里，或许还有一个名字需要被铭记。维多利亚时期中叶著名的女权主义者莉迪娅•贝克尔，同时也是一位植物学家。她在《写给新手的植物学》中践行了自己的反对性别分化、主张性别平等的女权主张。她刻意在书写中隐去了“女性气质”，采取了一种“无性别”的标准化的、客观的、理性的、科学的写作范式。诚然，她的策略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进步意义，然而，放弃“亲切对话”的传统“女性气质”，甚至隐藏自己的性别，采用一种“雌雄莫辨”的策略，或许能够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但这必然意味着同时放弃了自己的本性的一部分。英国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古典学教授玛丽·比尔德在2017年的一次演讲中说过的话，或许能够引发我们的一些思考：“你无法将女性轻易置于一个已经被男性化编码的架构里，你必须改变架构本身”。或许，当我们回顾这段英国植物学文化历史，深挖那些消隐于传统叙事模式之下的“花神的女儿们”的故事的时候，除了因她们可歌可泣可叹的事迹而动容、又或是因她们无望无告无常的命运而感伤，我们更应将目光聚集当下，展望向更远的未来。毕竟—— “The night is long that never finds the 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