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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教授系列讲座第四讲“古代埃及社会与身份认同”讲座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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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9 17:09

施耐德教授系列讲座第四讲“古代埃及社会与身份认同”讲座纪要

发布时间：2017-01-03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作者：考古所科研处

　　2016年12月14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埃及考古系列学术讲座”第十一讲在考古研究所八楼多媒体厅举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埃及考古学家托马斯•施耐德教授做了题为“古代埃及社会与身份认同”的学术讲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研究员主持并点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学生聆听了此次讲座。

主持人陈星灿副所长

　　古埃及人身份的认同主要由个人身份、集体身份以及多重身份等内容构成。多重身份内容比较庞杂，例如身份认同中的自然关系就包括家庭、性别和年龄等，非自然关系包括文化、宗教、区域和职业分组等，此外还涉及人在社会中所处的阶级和地位，甚至包括个人和集体文化自我认知即族群的划分等。古埃及官方一般仅展示出埃及人获得的地位，却没有展示身份认同的过程。如下图所示，埃及的一些石雕像所展示的是官方化的人物风格，作为埃及的精英阶层往往都剃头带假发,并穿着与之地位相匹配的服饰; 人物的年龄都是理想化的年龄,而非真实年龄。

埃及官方化的人物形象

私人石室墓

　　古埃及人一般区域认同优先于国家附属，“家”通常指的是个人的家乡而不是国家。这在一些文献和文献中的一些名称都有所体现。一则文献写道“我不知道是什么将我和家乡分离。这像是一场梦，好像来自三角洲的男子要去象岛见他自己”。文献中与国家相关的等级名称有：世袭王子、贵族、下埃及国王大臣等。和他本人相关的专业名称包括：唯一的伙伴、读经者、军事统领、高地之主、释者首领等。此外，古埃及人的社会地位还必须遵循严格的等级系统和职业认同。这使得古埃及考古和社会重建显示出了不稳定的景象。民族、政治和社会认同更加多变，学者们对此存在不同的观点。我们或许可以从王室铭文中辨别出多重民族身份。

　　关于古埃及阶层的划分，通过观察墓葬遗存可以理解其中的复杂性。比如，在第一中间期，国王墓葬一般刻有铭文，中上层墓葬可能刻有描绘自己形象的石棺铭文。一些私人（非王室）墓葬有所创新，他们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高，人为地提高了墓葬的形制。在第2王朝时期国王的雕像与荷鲁斯一起站立，可能预示国王与神的平等对话，而其他单独个体雕像均为坐姿。但是，到了第3王朝，一些私人雕像也出现了站立的情况。到第4王朝与固定王权意识形态相左的个人表达的形式也有所减少，主要表现在马斯塔巴墓的建筑、绘画、雕像等方面的变化。第4王朝之前墓葬为马斯塔巴墓，地上建筑是长方形，地下为复杂的宫殿。第4王朝之后法老的墓葬为金字塔，其他王室成员的墓葬则是更小的地下墓葬，小型石室墓的形制也得到了统一，这些变化都可能是为了突出法老的权威。到第5和第6王朝，埃及出现了完备的官僚机构，为个人身份认同展示创造机会。国王与上层阶级似乎有一种更系统的隶属关系，国王通过赏赐贵重物品任命地方统治者，他们之后世袭。考古发掘成果显示省级官员被葬在靠近法老金字塔的地方，之后逐渐被葬在各省，这可能表示国王意在加强对各个地方的控制。

　　研究中王国时期的信息主要来源于阿庇多斯和奥西里斯，这两个地区在当时被作为国家的祭祀中心。考古发掘显示当时埃及的社会结构更为复杂，目前大体有三种模型可以解释。一种观点认为古埃及是规范社会，主要由国王统治，各级精英之间差距很小。还有观点认为当时为三层社会，分为精英力量、中层阶层以及包括附属者、仆人和农民的低层阶级，该观点是目前普遍的观点。还有观点认为古埃及为非限定社会，存在政府统治之外的几个社会经济层级。该时期的墓葬也表现出了相当的复杂性。位于尼罗河河谷的墓葬大体可以分为4种类型，即石室墓、岩窟墓、竖穴墓和土坑墓。等级较高的石室墓一般为高级官员的墓葬，靠近金字塔。岩窟墓即简单石室墓一般为省级官员的墓葬，墓内有庭院和带有两个竖穴的神龛。中等级别和低等级别官员的墓葬一般为泥砖竖穴墓和土坑墓，前者上部有石灰岩石碑铭文，下部为竖穴的单人墓葬或家庭多人墓葬，并且随葬一些简单物品。土坑墓通常是不带木棺的浅坑，有的可能有木棺没有地面建筑，很少有随葬品。

石室墓复原图

岩窟墓

　　至公元前1550—前1075年，埃及进入新王国时期。在Deirel-Medineh的工匠村的发掘为研究当时社会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工匠村为王室墓葬的建造者居住的地方，这些工匠拥有一定的技能且社会地位较高。然而通过他们的墓葬与图坦卡蒙墓的对比则反映出古代埃及的巨大社会差距。在古埃及一般仆人月收入4.5个铜单位，普通工人和工匠月工资7个铜单位，可以买1.5袋大麦和4袋二粒小麦，工人或书记员一个月9.5个铜单位，中等官员的印章持有人月收入190个铜单位，而一个棺木通常要100个铜单位。图坦卡蒙最里面的金质棺材由110千克黄金铸造，110千克黄金相当于242000个铜单位，这相当于普通劳动力35000个月的工资或者3000年的工作以及一个中等政府官员1275个月的工资或者100年的工作，而且还不包括金棺的加工费用。这足见古埃及贫富分化之大。

图坦卡蒙墓内的金棺

　　关于种族，古代埃及对于族群的划分与社会地位无关，没有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判断。一个种族历史学家以马内利盖斯曾把古埃及称为“反驳种族理论的最有历史而且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古埃及人通常把他们自己描绘得比非洲人肤色浅但比利比亚人和亚洲人肤色深。西方学术界长久十分普遍的观点认为埃及人是白种人，并且认为这是欧洲人得以发展起来的一部分原因。然而，在埃及，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含和排外不是建立在种族基础上（埃及的或非埃及的），而是文化基础上的。他们认为，埃及是秩序的世界，而埃及之外是混乱世界。

　　种族概念在埃及有不同的政治用途，比如Hekanefer是一个在埃及长大的努比亚王子，并作为努比亚首领臣服于埃及，在埃及将其种族描述为努比亚人以显示努比亚臣服于埃及，而在努比亚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政治上他都将自己描绘成为埃及人。最终努比亚王子Maiherpri获得被葬在帝王谷和将其种族记录在埃及宗教核心文献亡灵书中的特权，此时种族被认为是一个正面的象征。古埃及的一些雕像和绘画也展示出其他种族出现在埃及政治中的信息，比如第25王朝的国王是努比亚人，还有来自利比亚的国王和王后，公元前2050年重新统一埃及的蒙图霍特普二世的妻子是努比亚人，在精英集团官员的随葬品中也有很多外族人的雕像。一些考古证据也显示古埃及有大量移民流入，比如在中王国晚期的泰勒-代巴的希克索斯人统治地区曾出土一些叙利亚长屋、巴勒斯坦短剑等西亚物品，表明当时可能有大量的的拓荒者、劳动力和囚犯迁徙到该地区。

托马斯•施耐德教授

　　最后，施耐德教授着重介绍了古埃及人的年龄和女性。古埃及人始终保持着高死亡率、低出生率，平均年龄仅有三十多岁。因此年龄和经验作为社会和专业的威望因素通常在埃及社会统治和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在精英阶层的女性中却不存在年龄差异，始终保持神秘，只有低阶层的女性才有年龄。

　　关于古代埃及女性的地位，传统观点认为和男性地位平等。然而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需要考虑证据的特殊情况、历史变化以及不同社会环境等因素。不过在埃及历史的各个时期，女性在法律和经济方面是自主的。她们拥有财产，可以在法庭上提出指控，可以参与经济生活，可以获得继承并进行遗赠，可以立遗嘱并出庭指正，上层阶级的女性还可以管理财产等等。但在很多方面女性却处于不利地位，比如埃及女性没有受教育的权力，最好的情况就是她们可以获得私人教育。因此女性的识字率较低，这也正因此在经济和法律领域女性常常被男性亲属所取代。而且她们不能供职于国家行政和祭祀职位，几乎没有例外。宗教职位通常专属于男性，比如在新王国之前，女性只能在女神哈索尔的祭祀中供职，之后他们也只能作为神庙唱诗班成员。在社会中，她们的角色也主要是照顾家庭以及参与如纺织工业等特定行业。女性的不平等地位在考古证据中也有显现，比如男性墓葬的随葬品通常比女性墓葬更为丰富，女性墓葬中还常常出现前臂肢解的现象，似乎生前受到了家庭暴力。在墓葬随葬的小陶塑像中也存在男红女黄的肤色差异。

　　但是作为王室的女性则可以参与更多的活动和拥有更大的权力。当国王年幼时，其母亲像王后一样具有一定的摄政权力，可以参与政治，至少可以非正式地参与政治决策。在古王国时期，王后可以像宰相维希尔一样行使国家行政的最高权力，公元前两千纪的时候，一些王后甚至掌握了了王权，例如索贝克内弗如、哈特谢普苏特和塔斯瑞特。而在底比斯地区王室女性可以获得一项与政治和宗教一样重要的职能，即“太阳神阿蒙的妻子”。

讲座现场

　　在最后的总结性发言中，陈星灿副所长表示研究古代社会及人群身份认同是长久以来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关注的重大问题。此次施耐德教授的讲座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古埃及社会和身份认同有重大意义，教授的讲座运用了大量的考古信息，解读古代埃及的社会状况以及不同阶层的人群在社会中的职能、地位和相互间的认同。这场讲座蕴含的信息和研究方法对研究我国古代社会和身份认同以及进一步比较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埃及古代社会均具有启发意义。

（审核：郭子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编：李来玉）